卫恒(?～291)， 中国西晋书法家。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官至黄门侍郎，惠帝时为贾后等所杀。他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祖卫觊、父卫瓘、侄女卫铄都是著名书法家。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他：善草、章草、隶、散隶等书体，但见于世的，多是他的草书。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北宋《淳化阁帖》卷二收有他草书二行。
《四体书势》1卷，是卫恒的书法理论著作，原文收入《晋书·卫恒传》，是存世最早和比较可靠的重要书法理论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关当时的各种书体、书史的演变，以及一些书法家代表的情况资料，大都赖此书得以保存。
卫氏是魏晋时期河东世家。卫恒青年时期，就被征辟至大司空司马攸的僚府中任职。以后又转为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等。卫恒的祖父卫觊、父亲卫瓘，先后在曹魏和西晋初年担任过朝廷中的重要职官，并且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家庭的教育和陶冶，使卫恒从小就喜欢书法。他任官之后，又主要从事于秘书性质的事务，长期抄写文书，所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草书和隶书。同时，在长期研究书法的基础上，他还写成了《四体书势》一文，探讨了汉字的构成、字形字体的演变，并对西晋以前的书法家进行了评论，指出他们在书法方面的得失。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西普以前的书法史的总结，也是我国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
卫恒的《四体书势》，在文字的起源和汉字的构字方面，并没有超出东汉许慎的认识，一本仓颉造字的说法，并完全沿袭许慎的“六义”之说，也认为汉字是通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种方式构成的。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叙述字体由古文、篆书、隶书直到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汉字字形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不断简化的规律，以及这种变化发展的社会原因。他在《四体书势》中说，秦以前的籀文，字体繁难，再加六国分裂，文字各异，难以识认，所以到秦国统一，由李斯作《仓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赵高作《爱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成为小篆。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日隶宇”。“隶书者，篆之捷也”。这就是说，隶书是篆字的简捷写法，所以有篆字向隶书的转化，是当时用字繁多，篆书很难适应各种诏令奏议的书写。正因为隶书的简捷易书，因而，“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说明了隶书逐渐代替篆字而大行于世的原因。 草书、楷书代替隶书而兴起，也经历了一个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四体书势》中，卫恒引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加以说明，崔瑷在这里说，隶书是对前此字形的简化，而“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其所以有这样—个简化的过程，是因为“时之多僻，政之多权，” “应时谕指，用于卒迫”，繁重的抄写任务，不得不使人变化笔势，以求其迅捷。可这样一来，大家都感到草书写起来， “兼功并用，爱日省力”，逐渐成为习惯，反倒觉得字体就不一定拘泥于古式了。
对于字形字体的发展变化规律，卫恒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引述了别人的观点，说明他对这种看法是赞同的。从这些议论中，也能够使人们了解到汉字字形发展的大致轮廓。
除了这些之外，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还对篆、隶、行、草等各体书法家的书法艺术作了比较，真正把书法提高到艺术上来。在秦的小篆的书写艺术上，他认为当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汉朝，有扶风人曹喜也善写篆体，其笔法与李斯少异：曹魏时期以曹喜为师而写篆体的是邯郸淳，他善于领略篆书的精妙之处，篆书写得很似曹喜；而韦诞以邯郸淳为师，写得却不及邯郸淖。至于东汉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他认为，蔡邕所说的篆体“形要妙，巧入神”，应该是篆体的精髓，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
谈到楷书、行书，他推崇东汉师宣官的楷书，说他的楷书“大则—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有笔法：而梁鹄暗暗模仿他的笔法，又胜于师宣官。至于行书，他也赞扬曹魏时钟繇的书法。
对于草书体的书写，他更有较详细的评述。他认为，东汉时期的杜度、崔瑷、崔寔，都善写草书， “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而草书最称精巧者，要数弘农的张伯英，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室其书”，因而号为“草圣”。张伯英弟子很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与张伯英同时期的其他草书家，都不如张伯英得草书之法。
卫恒的上述这些议论，概括了西晋以前书法发展的情况，在今天看来，因为魏晋墨迹殆尽，就更显得它的宝贵。
同时，在《四体书势》中，他也引用魏晋以来一些书法家对各种字体笔法的阐述，形象而生动地层示了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的笔法势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因为到了西晋，现行的所谓真、草、隶、篆等字体已经形成，各种字体的书法家纷然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以，他对这一时期的整个书法艺术特别赞赏，说是“籀篆益其子孙，隶草乃其会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宜”。
卫恒生活在西晋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在统治阶级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中，他的一家都死于这场斗争，他的书法墨迹也早已荡然无从。 “八王之乱”后，他才得到平反，赐其谥号为“兰陵贞世子”，肯定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
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
平视着卫瓘白首白须、平易近人的面孔，荣晦心中凛然。他知道，这位太保的慈眉善目和和蔼可亲，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三国末期，卫瓘在蜀地除钟会，诛邓艾，杀姜维，招招辣手，丝毫不留情。
在卫瓘帐下为都督效力多年，荣晦深知这个老臣的厉害。
“卫瓘，皇帝有诏，你还敢不跪下！”荣晦厉声道。
贾后（贾南风）与晋惠帝（司马衷） 画像
此时的卫瓘，也不敢怠慢，忙与陪同自己的长子卫恒跪地俯首，敬听荣晦宣诏。
望着脚下跪着的卫氏父子，荣晦一咬牙，忽然抽出腰刀，双手紧握，连挥两下，卫瓘、卫恒父子的人头，登时被砍落。
手快刀利，以至于卫氏父子忽然没了人头的身子，还在瞬间保持着原来的跪伏姿态。
鲜血狂喷，遍地朱红。
卫瓘 剧照
长长吁出一口气，荣晦得报宿愿。对着手下满脸诧异的军士，他扬刀高叫：“奉诏，诛杀逆贼卫瓘满门，给我仔细搜查他反叛的证据！”
对于太保府的里里外外，荣晦熟门熟路。他率兵冲入，很快就搜得卫瓘另外两个儿子卫岳、卫裔以及当时在府内的卫瓘六个孙子。
一路拳打脚踢，荣晦把这些卫氏男性成员全部聚集到府门前横斜的卫瓘、卫恒的尸体旁，一并斩首。
卫氏男性，都是晋朝有名的美男子。饶是他们个个玉树临风，也禁不住刀砍斧剁。那六个粉雕玉琢的小孩子更是模样可爱得不行，个个让人怜惜。行刑的士兵们，都叹息不止，不忍下手。最终，在荣晦的催促下，士兵们不得不举刀，皆扭头下手，不忍正视。
卫瓘 画像
“禀告荣都督，卫氏一家男口，只有卫瓘二孙卫璪、卫玠没有捕得，二人有病外出，到医家就诊，无从捕戮。”兵士回报荣晦。
想自己多年宿怨得报，卫璪、卫玠只是数岁小儿，荣晦挥挥手，满意点点头。
只过了片刻，他忽然命令到：“斩草必除根，来人，立刻锁卫家的仆人，让他们带领，前往医家，拿住卫璪、卫玠，就地诛戮！”
“住手！”
士兵们刚要领令出发，忽然发现成都王司马颖、张华、石崇三个人，一起出现在太保府的府门前。
石崇 画像
“荣晦，你怎么敢如此大胆，敢杀卫太保一家！”
看到卫瓘祖孙九口皆身首异处，血凝于地，厚可盈寸，石崇忍耐不住，首先开口，大声叱责荣晦。
张华脸色白如纸，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转瞬之间，堂堂大晋朝的太保，就已经阖家被诛。
成都王司马颖呢，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王爷，先前从没见过如此人头滚滚的阵势。他看到太保府门内遍地血淋淋的人头和尸体，吓得心惊胆战，好久说不出一句话。
“……皇帝诏旨，只是说逮捕卫太保，让他束身待罪，没让你们杀人啊……”良久，成都王司马颖一脸惶然，无力地质问荣晦。
成都王司马颖 画像
张华见过世面，倒是心中不惧武夫，他抖袖正色，上前责问：“卫瓘即使有罪，应该收逮后先下廷尉，在狱中受审。如此宰辅重臣，你们怎么敢擅自杀害？”
即使有成都王这个宗室王爷在场，荣晦犹自一脸勃勃之色。
他并未马上回答成都王、张华的质问，而是抖甲挺刀，翻身上马，让兵士们把卫瓘等九人的人头搜集起来放入一个袋子中，系于马后。
临行，荣晦放下一句话：“回禀成都王殿下，二位大人，卫瓘叛逆，事体重大，我只听从楚王命令，现在，我回楚王府复命……”
也不多作解释，荣晦拍马而去。
人物经历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瓜州县渊泉镇（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四道沟老城一带）人，字伯英。勤学好古，淡于仕进。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时人尊称自为“张有道”。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书断》卷中列张之章草、草书为神品，曰：“尤善章草书，生诸杜度、崔瑷。龙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于今草，天纵颖异，率意超旷，无惜事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张旭、韦诞、索靖、王羲之父子、张旭、怀素之草法，均源于伯英。羊欣云：“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
“书圣”王羲之最推崇的前辈书家有两个：一个是曹魏的钟繇，一人是东汉的 张芝 。他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余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见孙过庭《书谱》）“耽”，是沉迷，特别爱好的意思。连王羲之都自叹弗如，可见张芝对书法的热爱程度。
史料记载 有关张芝的史料很少，《后汉书·张奂传》仅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西晋书法家卫恒（公元？--291年）著《四体书势》，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皆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韦仲将韦诞（179--252年），三国魏光禄大夫，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认为：“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说明张芝虽以杜、崔为师，但后来居上，“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唐开元时著名书法家和评论家张怀，在其名著《书断》这部中国书法史上杰出的专著中有数百字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张芝，其他历代书法家大都引用和认同韦诞、卫恒、张怀、孙过庭等人的论述，张芝草圣的地位自此就赫然屹立于华夏书坛之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人物轶事 东汉时，著名书法家张芝出生于瓜州县渊泉镇（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四道沟老城一带）。
门显族张芝的爷爷张享他曾任过汉阳（今天水）太守。张芝的父亲张奂更是声名显赫，年少时就有志气，常说：大丈夫处世，应当为国立功边疆，后官至为护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大司农等，屡立功勋。张芝的母亲是富家闺秀，淑慧贤良，张芝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成人。
张芝为张奂长子，字伯英，年轻时就很有操节，虽出身宦门，而无纨绔气，勤奋好学，潜心书法，当朝太尉认为他将来不是文宗，就是将表。屡次征召他出来做官，皆严辞拒绝，故有“张有道”之称。他潜心研究书法，尤好草书，师承崔杜之法，其父张奂为方便张芝兄弟习文练字，着人锻造石桌、石凳、墨池于河边，从此，张芝兄弟以帛为纸，临池学书，先练写而后漂洗再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水为之黑，后称张芝墨池。更将崔杜笔法，烂熟于心，终于摆脱旧俗独创一体，转精其妙，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所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字迹气脉贯通，隔行不断。古人谓之：“一笔飞白”，开书法之一代新天地。历代书法大家誉称张芝草书为“一笔书”，尊称张芝为“草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对汉、魏书迹唯推钟、张草书，亦颇受其影响。他的书迹在《淳化阁贴》存有五帖，并著有《笔心论》，今已失。
制笔专家
据说他还是一位制笔专家。像张芝这样造诣全面的书法巨匠，在整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罕见的，不愧“草圣”的崇高称号。他的季弟张昶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精善章草，时人称为“亚圣”。甘陇应以出过这样杰出的文化巨人而感到自豪。
张芝 从中国书法史发展轨迹看，从甲骨文到篆成熟于秦，始出隶体，西汉隶书盛行，但已有草书，可谓篆、隶、草、行、真各体具备，但此时行竺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带有隶意的章草都已不能满足人们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代之而兴的是书写起来快捷而流美的“今草”，社会上形成了“草书热”。张芝从民间和杜、崔那里汲取了草书的艺术精粹，创造了跨时代的大草，即有别于章草的“一笔书”，当时亦称“今草”，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张芝的“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虽合，数意兼包，若县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露”；“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张怀《书断》语）
张芝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被誉为中国书圣的王羲之，中年就师承张芝，推崇张芝，自认为草书不如张芝。狂草大师怀素也自谓草书得于"二张"（张芝、张旭）。草书大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一生是将张芝的草书作为蓝本的，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中国书法史告诉我们，"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涌现了韦诞、卫、索靖、卫恒等这些传于书坛的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师，他们的师承都导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见马世晓《张芝创“一笔书”辨及"冠军帖"的审美新探》一文）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客观的评价。
张芝获得“草圣”的殊荣绝非偶然，这同他的处世哲学和治学态度有密切关系。张芝出身名门，其父张奂为汉代名臣，“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断书》）张芝“有道”而受到朝廷赏识，下诏求贤，令其作官，而他却不屑一顾，甘作布衣，这种不贪高官厚禄洁身自爱的思想境界，令人钦佩。）
张芝刻苦学习书艺以至如醉如痴的精神也令人叫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卫恒《四体书势》）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对《张芝墨池》的记载：“张芝于此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因王羲之《番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佛及也。'”《敦煌古迹廿咏》中有一首《墨池咏》赞道 ：“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圣草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张芝正是这样苦苦求索勤奋努力，才攀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其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草圣”。
张芝的墨迹见《淳化阁帖》，收有五帖三十八行。张芝著有《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张芝还是一位制造毛笔的专家。
张芝季弟张昶，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
个人荣誉 誉为草圣
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张芝，字伯英，系东汉时人，生年不详，
卒于公元192年。 张芝的籍贯，《后汉书》为其父张奂立传，说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误，讹传一千多年。直至清代训诂学巨擘钱大昕考证，确认张芝系东汉敦煌郡渊泉人。渊泉为汉代敦煌郡所辖六个县中的一个（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四道沟老城一带）。 有关张芝生平的史料很少，这与他情操高洁，不慕功名有关。《后汉书·张奂传》中仅提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虽极简略，却从中可知张芝在当时已因书法成就而享有盛名。略晚于张芝的西晋书法家卫恒在其书法理论著作《四体书势》中称：“汉兴而有草书……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善工。”而“弘农张伯英者因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韦仲将即三国魏名臣韦诞，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根据是杜度的草书有骨力，但字划微瘦；崔瑗、崔实宗法杜度，“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张芝喜而学之，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说明张芝曾师法杜、崔，但青出于蓝，“超前绝伦，独步无双”。唐朝开元时的著名书法家和评论家张怀f在其书法理论名著《书断》里，有数百字论述张芝，确定了他在华夏书坛的重要地位。其后的历代书法家和评论家也都以肯定态度延袭韦诞、卫恒、张怀、孙过庭等的论述，张芝的“草圣”地位自此成为一座不可动摇的丰碑而屹立于中国书坛，闪耀着永恒的璀璨光芒。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小篆，成熟于秦，促使隶书应运而生。至西汉隶书盛行，同时也产生了草书，可谓“篆、隶、草、行、真”各体具备，但行笔较为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仍有隶意的章草，已不能满足人们快速书写需要，而使书写快捷、流利的“今草”勃然兴起，社会上形成“草书热”。张芝从民间和杜度、崔瑗、崔实那里汲取草书艺术精华，独创“一笔书”，亦即所谓“大草”，使草书得以从章草的窠臼中脱身而出，从此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阔大空间，从而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彻底的解放。
张芝所创的“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这是张怀在《书断》中对一笔书的精辟概括，同时高度评价张芝的草书“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从而成为“草书之首”。张芝的草书给中国书法艺术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王羲之对张芝推崇备至，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
狂草大师怀素也自承从二张（张芝、张旭）得益最多。唐朝草书大家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而终生临习。
张芝出身显宦名门，但“幼而高操，勤学好古”，不以功名为念，多次谢绝朝廷的征召，潜心习书。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刻苦磨砺精神，成为中国书法界尽人皆知的一大掌故，王羲之曾钦敬地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好之绝伦，吾弗如也。”前人咏敦煌古迹二十首有《墨池咏》：昔人经篆素，尽妙许张芝。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
张芝正是这样淡泊荣利，苦苦求索，方才攀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他的墨迹近两千年来为世人所宝，寸纸不遗，他的墨迹在《淳化阁帖》里收有五帖三十八行，为历代书家珍视并临习，故张芝的书法艺术精神至今仍鲜活在中国书法的血脉中。张芝同时也是书法理论的开先河者，曾著《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
《冠军帖》
《二月八日帖》
《终年帖》
艺术特色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大约是爱》卫卿是云玛集团总裁，他是卫恒的亲生儿子，然而卫卿的母亲一直认为是卫卿导致卫恒去世的。
虽然两人是亲生母子，但卫卿母亲始终不能原谅卫卿，导致卫卿这么多年都没有感受过母爱，每次与母亲见面都会产生争吵，从来没有和睦相处的时候，好在因为周是的出现，让卫卿与母亲的关系缓和许多。
卫卿之所以和母亲的关系闹得很僵硬是因为甯非，自从甯非来到家中后，卫恒与卫卿母亲将所有的爱都给了甯非，从而忽略了卫卿的存在，所以卫卿才会做出很多叛逆的事情。
其实也是想要引起父母的注意，他并没有什么恶意，然而卫卿越叛逆，他的父母就越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导致卫卿和父母的关系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卫恒无意中从楼梯中摔下来，这件事和卫卿并没有关系，但卫卿母亲将卫恒去世的事责怪到卫卿身上，甚至认为卫卿是杀人凶手，好在因为周是的调解，让卫卿和母亲的关系有了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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