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上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公元前1111年周成王迁都时所铸造的一个青铜器，是一个实物见证，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可以说，上古所谓之“中国”，即指后世的“中原”。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民国，当时合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个大族为一家，定名为中华，全称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其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
话说，晚清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在闭关锁国等错误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已成为落后世界的弱国。甲午战争的炮火声，终于让满清统治者意识到国家已经到了危亡之秋。1871年，中日就《中日修好条规》的内容进行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例如：日本方面的使团坚称，应该禁止清政府在条约中以“中国”自居，既然不准清政府自诩“中国”。
那么，日本人想让清政府以什么来自称呢
日本代表团认为，“中国”这个概念，是中原王朝对边疆荒服而言的，对于中原正统来说，清政府本来就是边疆荒服，所以没有资格以“中国”自居，应以“大清国”自称。
中国代表则认为，清廷雄踞中原，自然属于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历代中原统治者都自诩中国，从未有过例外。与其他国家拟定条约的时候，在条约首部可以写作大清国，但在内容中自称中国并无不可，此前也没有出现过改国家称号的例子。
显然，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实属无理取闹。对于条约的内容来说，将“中国”改为“大清国”，意义是一致的。况且在此之前，从未因中原王朝自称“中国”而闹出过外交事件。
所谓政治，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在替王朝收拾烂摊子这方面，李鸿章可谓相当有经验。先前派去的使者，在这件事上无法与日本使团达成共识，以至于和约签订的时间被一推再推。李鸿章亲自出马，与日本全权钦差大臣伊达宗城作出约定。在汉文和约的内容中，一切照旧。在日文和约的内容中，则使用大日本和大清的称呼。
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列强做出的妥协着实不少，如今在国书上的称呼之争，令李鸿章身心俱疲。他已没有精力再与日本人纠缠下去了，干脆任由日本人修改和文条约的称呼，只要不去改汉文和约中的称呼即可。反正，日本字中国人看不懂，眼不见心不烦。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与李鸿章约定过后，日本竟单方面毁约了。
中方代表发现，日本代表团在誊正和约时，日本人手里拿着的汉文本里，仍想当然地使用了“大清”的称呼，并未将清政府称作“中国”。中国代表自然不肯，坚持要向日本讨个说法。日本何其狡猾 见无法糊弄过关，干脆说汉文国书中的“大清”是和文的翻译，“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此时的中国已损失惨重，在称呼上继续较真也没有必要了。
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李鸿章再次妥协，并没有继续与日本人理论下去。
我们知道，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是战胜国。既是如此，为何日本还要如此重视“中国”这一称谓呢 实际上，被国人视作敌寇的日本人，向来把自己当成是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
对于他们来说，满清并不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是沦陷于少数民族的修正主义者。所以，当时的日本人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中国的传人，并不认同满清就是中国。
日本人的此等观念，放到现在肯定会招致网友的谩骂。这种思维完全出自日本“尊王攘夷”的价值观，而且是有据可考的。
早年，元朝曾先后两次对日本发起东征，期间因为“神风”的缘故，元军没能征服日本岛。在关键的中日战争“弘安之役”中，更有几万名元军倒灶日军的俘虏。当时，日本当局对这些俘虏的处置方式比较有意思。日本人将元军中的南宋降军鉴别出来，将他们当成唐人，予以宽恕。除此之外，所有带有“靼虏”血统的元兵，全部遭到屠杀，一个不留。
在长久的历史中，日本素来将“唐人”视作天朝上国的子民，给予这类人足够的礼遇。但此次事件，让日本人对“唐人”的态度产生变化，“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到了后来更是频频向曾经的天朝上国发动侵略和掠夺。日本人自然瞧不起蒙古这群“夷人”，但也同样瞧不起攘夷失败的“唐人”。随着南宋灭亡且复国无望，日本人认为唯有四岛上的大和民族完美继承了中华文明。至于蒙元及后来的满清都只是修正主义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更不算正统中国。
由此可见，“崖山以后无中国”这类的思想，在日本的流传度还是比较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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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西洋人只用眼睛很难区别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我在街上就能一眼认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因为我有秘诀。在国际机场的大厅里，看到各国的旅行团，我们来从中分辨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吧。比如，十个人的团队。一个人在说，其他人都在听着，不时笑而作答的，肯定是日本人；十个人中，八九个人都在大呼小叫的，是韩国人；五六个人在说，其他人一边听，一边四下里张望的，不用说，是中国人。日本文化是集团主义的文化，日本人尤其重视集体优先的性格。他们服从集体，向集体妥协，希望把自己融入集体。为此，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个性。所以，代表集体的一个人在说话，九个人洗耳恭听，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先听，然后配合集体行动。即使说话的人不是代表，不喜欢强调自我主张的日本人，也会把话听完的。韩国人，即使代表在说话，他们也要各抒己见。并且，即使在一个人说话也就行了的情况下，他们也要分别大声强调自己的主张，于是就变得吵吵闹闹的。与日本人集团主义文化类型恰恰相反的个人主义文化类型，使韩国人更具有个人主张优先的倾向。中国人也属于“个人”型的文化，在强调自我主张上，比韩国人并不逊色。但是，比起韩国人，中国人有能够控制自己感情的“成熟”。中国人能够故意装糊涂，不断确认自己的位置，从而控制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明哲保身”哲学。中国人不像韩国人那样耿直强烈地主张自我，而有不时装装傻的智慧。所以，五六个人说，其他人一边参加谈话（或装出参加的样子），一边环顾四周。问题是环顾四周的行为。中国人无论到哪儿，都有环顾四周的习惯远在异国他乡，也是积习不改。在日本的地铁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光景：日本人总是面无表情地打磕睡，默不作声；要是有人一上电车就四下张望，视线不在一个地方停留的话，他肯定是中国人。四下张望的动作，既不是好奇心使然，也不是在寻找什么。我分辨中国人的秘诀，就靠这个动作。同一次车上要是有韩国人的话，他们不会像日本人那么毫无表情，而会表情丰富。可是，韩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左顾右盼的。在日本著述颇丰的中国作家孔健认为，中国人的左顾右盼的行为是出于骑马民族的习惯，即经常面临危险的环境、警惕四周的习惯的延续。可是，韩国人也是骑马民族的后裔，日本人从体质上看也是蒙古民族的后裔。如此理论的话，我觉得，其结论似乎有些牵强。我们必须从其他特征中寻找原因。在水土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维持贫困生活的中国人，很早以前就身受盗贼之苦，强盗横行时，并不以窃人财物为耻。窃者，须警惕四周，以防被捉拿归案；被窃者，亦须百倍警觉，以防祸从天降。“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于是，年年岁岁世世代代，就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习惯。三种不同的德行在日本生活，就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日本是狭小的岛国……”或“因为是有岛国德行的日本人……”在与外国人接触的时候，只有日本人才时时意识到本国的国土。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气质的形成是与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说日本人有“岛国德行”的话，那么也可以说韩国是“半岛德行”，中国是“大陆德行”。而这三种德行则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三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气质。我到日本留学后总是感觉到日本是那么狭小。日本人自己也经常挂在嘴边的“狭小”，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封闭性，在历史中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没有交流的环境。由于都是同一民族同一气质的人们共同拥有同一性质的文化，所以对异文化时刻抱有一种警惕，心胸无法坦然相见，这种排他心理就是“岛国德行”的典型特征。但是，日本人总是生活在紧张的环境里，心里的那根弦始终绷得很紧，所以不信任他人是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脸在笑，心在哭”，不愿让他人看透白己的内心，这也是“岛国德行”的一大特征。外国留学生批判“很难和日本人交朋友”，其根本原因也还是“岛国德行”。日本人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孤岛生活培养出来的对外国文化的极其强烈的好奇心。正如很多专家所指出的，日本一次也没有受过外来的侵略与征服的经验，才能够心无芥蒂地引进外国文明。在地缘条件上，日本与绝对强大的文明国家中国相距不远不近，更便于吸收中国文明，并进而创造出独特的日本文明。日本人在旺盛的好奇心的驱动下，贪婪地吸取外国文化“好的东西”，巧妙地使其改良成本国的文化。从古代到近代通过朝鲜半岛引进中国文化，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欧文化，现代引进美国文化，日本的文化发展史就是成功引进吸收外国文化的历史。所以，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在历史上不断接受外国文明恩惠的“接受文化”，然而遗憾的是日本对世界的贡献，比他们接受的要少得多。中国的“大陆德行”和日本的“岛国德行”形成鲜明对比。大地无限宽广，长江黄河浩浩荡荡，高山矗立仿佛天然屏障，长城万里犹如巨龙纵横……与中国的广阔的疆域相符的是中国人大多具有大度、悠然自适、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性格特征。从古代起不断反复地与异族战斗、融合，至今已经使56个民族生活在同一国度。这种历史体验带来的是心灵的开放和无与伦比的耐久力。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被称为中华文明，在东亚亦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华夏文明世界，所以一直有作为中央文化根据地的自豪感，大国优越意识极强。这种“大国意识”可以说是“大陆德行”的重要内容。绝对强大的中华文明，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朝鲜半岛和岛国日本，这种作为文化输出国的优越感，今天也还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如果我们把日本文化界定为专门接受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影响的“接受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是“给予文化”。中国人今天也还经常称日本为“小日本”，这就是大陆优越感使然。韩国既不是大陆也不是岛国，她位于二者之间，担负着桥梁的作用，所以总是受到强大文明的侵入，这是宿命。在这种宿命的关系里，半岛人总是按强大国家的脸色行事，在顺从和反抗的不断往复中培养了既不是“大陆德行”，也不同于“岛国德行”的“半岛德行”。总的说来，这种半岛德行，有心灵上的封闭性，也有在主张自我的同时控制自己的心理，可以说是“泪水与笑脸”同在。还有对大陆文化的自卑与对岛国文化的优越感。大陆文明是“给予文化”，岛国文明是“接受文化”，半岛韩国则可以说是“接受、被索取文化”。
“日本鬼子”的称呼其实原于清末的一个典故：话说甲午海战前夕，清廷一位大臣出使日本。谈判结束，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想在文化上玷辱清国。记者云集后，日方突然提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日本有个上联对不出下联，只好求于汉字发源地的人了。”这真是新鲜事。
日本人亮出白绢上书写的上联：“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意思是说：我大日本兵强马壮，驾驭的是奇异的千里马，张的是长弓；文的也不简单，光“大王”就有八个，他们都有雄才大略。示之以文德，陈之于武功，日本“单戈独战”可踏平中国。
清臣也不示弱，先要日方准备砚台磨好墨，再铺好白绢，然后大笔一挥写下联：“倭委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记者们看了，个个叫好。倭就是倭寇，来偷大清龙衣，“八大王”变成“四小鬼”，所以大家不再称“倭寇”而称“鬼子”。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更加激起了所有中国人的愤怒与仇恨，于是“日本鬼子”“小日本鬼子”“小日本”“鬼子”“小鬼子”等称呼也就传遍了中华大地直到如今。
以上恐怕很难考证吧.但确定可以“考证”的是，就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那段地狱般的岁月里，这个词儿一经传出，很快就变成中国四万万同胞牙齿中“咬切”频率最高的称谓。
是日本军国主义太残忍、太毒辣、太无人性造就了“日本鬼子”，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绝对不能忘记的，也不会忘记的，否则，就是忘记历史血的教训。中国人并不是怕“日本鬼子”，而是怕恶人来骚扰我们和平的生活。
中国人为何忘不了“日本鬼子”？日本帝国主义曾经侵略了中国，屠杀过千万中国人，但现在的日本政府不承认历史，不向受害国人民认罪，而且一些军国主义者还一再地刺痛中国人民的心，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日本鬼子”的暴行，我们无不义愤填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虽然历史已愈行愈远，但历史的记忆仍然让我们悲愤。落后就要挨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人不会、更不应该忘了这份屈辱的历史，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没有根除，它们时而张牙舞爪，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警惕、提防历史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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