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2]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3]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4]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5]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6]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7]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8]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9]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10]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1]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12]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13]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14]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15]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16]的红军独立第三团[17]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18]，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19]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20]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21]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22]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23]，历史地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 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24]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 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2]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
[3]指一九二九年初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4]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5]浏平，指湖南浏阳和平江。[6]指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军第四军在江西宁都大柏地（后改属瑞金），伏击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歼灭该旅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枪八百余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于福建长汀的渔溪、长岭寨一带，全歼敌军两千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
[7]叶，指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贺，指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
[8]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9]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江苏武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10]贺昌（一九○六——一九三五），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11]蒋伯诚（ ——一九五一），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2]陈国辉（一八九八——一九三二），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兴邦（一八八○——一九四五），福建尤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13]张贞（一八八四——一九六三），福建诏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4]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15]李文彬，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十一旅旅长。
[16]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
[17]独立第三团，似应为独立第一团。
[18]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19]金汉鼎（一八九一——一九六七），云南黎县（今华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师长。
[20]王佐（一八九八——一九三○），江西遂川人。当时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21]宁永莲遂酃茶，指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
[22]攸、醴，指湖南攸县和醴陵。
[23]即《毛泽东选集》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24]何键（一八八七——一九五六），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2][3]
周恩来生平事迹：
周恩来1898年江苏省淮安市出生，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部长等职。
同时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核心领导成员，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党的统一战线巨大贡献，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在国内与国际都拥有很高的威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其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扩展资料：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
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
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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