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朱熹融合儒、释、道三教，并加以时代的改造和创新，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有哪些著名的思想论断？为何被评价为伟大的教育家？今日，让我们一起了解朱熹传奇的一生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朱熹出生在福建，祖籍江西婺源，今天的上饶。他生下来右眼睛边上长了7颗痣，如北斗七星，与众不同。不管怎么说，朱熹后来的影响力，确实对孔子的儒学有再造之功。我们现在给朱熹的定位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要理解他的思想，还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我今天重点谈谈他的身世、阅历和主要贡献。
朱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他的几个好朋友照看。他们很给力，其中，刘子羽给朱熹建了一栋小别墅，刘勉之则把女儿嫁给他。一个给他起房子，一个给他找老婆，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啊。还有，这几个人虽然都是儒者身份，却对佛教情有独钟。朱熹从小接触佛教，就与他们有关，他早年认识一个叫道谦的和尚，是宋朝著名僧人大慧宗杲的徒弟。据说，朱熹当年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时，他的行李箱里空空如也，只放了一本禅宗和尚的语录，叫《大慧语录》。朱熹后来回忆说，因为禅宗的和尚说话，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话不说死，两头都照顾，他就学着和尚的口气，竟然得了高分。
朱熹19岁就考上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什么叫“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是地方的州试，第二级是朝廷的省试，第三级是皇帝的殿试。殿试本来也有通不过的，但宋朝有个特殊情况。当年宋太宗在殿试的时候，以貌取人，把两个长相不好的人给淘汰了，结果那两个人投敌叛国，去了西夏国，给西夏出谋划策，北宋连吃败仗，损失惨重。宋朝以后便吸取教训，殿试环节就不淘汰了，但排名有高低。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朱熹就属于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虽然名次靠后，但19岁考上进士，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宋朝319年，总共才录取了二万多进士，一次就录取几十个，最多不超过几百人。有人调侃说，殿试相当于985，省试相当于211，州试相当于普通本科，其实，这没有可比性，过去是精英教育，与今天的全民普及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大家看到“程朱理学”这个名词，就会想到朱熹与二程有关。确实是这样，朱熹是二程的学术传人。问题是，朱熹生活在南宋，二程生活在北宋，相隔一百来年，怎么接得上呢？其实，朱熹一开始学得很杂。千万不要以为朱熹从小立志做圣贤，就只会天天摇头晃脑地背诵四书五经。真正要做圣贤哪有那么简单。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这就叫“泛滥百家，出入佛老”，宋明时代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这个经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太小，你就是想做圣贤也没有资格啊。我们现在分科太早，文科、理科、工科在高中阶段就想定下来，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行切割，那绝对是做学问、搞科研的大忌，格局太小，出不了大师级别的人才。朱熹大约在24岁的时候，学问才有一个根本的转向。因为这一年，他拜见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李侗。李侗是谁？杨时的第二代弟子。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雪”的人。列成一个道统传承就是这样：
“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
这样算来，朱熹成了二程的第四代弟子。有意思的是，先秦的孟子也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合称“孔孟”。朱熹与二程也是隔4代，合称“程朱”。有点巧合。
你可能会纳闷：朱熹原来就有私塾老师，加上前面提到的三位刘先生，都有学问，凭什么要拜李侗为师？主要原因是朱熹前面学得太杂，没有主心骨。特别是他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太深，前面那三位刘先生就经常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儒佛道三教不分家。朱熹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大问题。他年轻时候研究过道教的神仙术，有诗为证：“不学飞仙术，日日成丑老。空瞻王子乔，吹笙碧天杪。”
意思是，不学神仙之术，会很快变老变丑。只能羡慕王子乔那样的仙人在蓝天白云间飞过，吹着芦笙飘向远方。他也写学佛的诗：“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大意是说，闲来无事翻翻佛经，暂时远离尘世的烦恼。在空山新雨后的竹林深处，大自然的幽静更能让人体会佛教“无为法”的奇妙，身心安详而宁静。
从这些游仙诗、禅趣诗可以看出，朱熹年轻时候对佛老二教还是很向往的。这跟他后来强烈批评佛老形成鲜明对照。
朱熹24岁时，做泉州同安县的主薄，心中的疑虑增多，于是“徒步数百里”，没有坐车，走了几百里路，专程来到李侗的住所，向他请教。朱熹回忆说，他在李侗面前说个不停，学富五车的样子，还说自己学过佛教。但李先生只回应道：你说那么多悬空的道理看起来高大上，一旦用到实处，就会自见分晓。大家一定要明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名师关键时候几句话点拨你，胜读十年书。
李侗提醒朱熹的，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真理。这非常重要。李侗明确告诉朱熹儒佛道三教的区别，朱熹经过反复思考，大约在28岁的时候，最终和佛老决裂，回归到儒学，成为与二程一样的儒家道统人物。朱熹有句名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对孔子的推崇类似于西方人对待上帝。我们不妨也来看他的一首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选入了中学课文。如果不了解朱熹的思想转变，一般人只能根据文字，理解成这样：在春天的一个良辰吉日，我来到泗水之滨，只觉得无边的美景是那么清新亮丽。谁都知道这是可爱的春风，才让大地变得万紫千红。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朱熹生活在南宋，泗水是孔子的家乡，远在北方的山东，那是敌占区，跑到泗水河边去春游，那不是找死吗？所以，这首诗的“泗水寻芳”只能是象征，象征儒学的春风吹遍了朱熹的世界，他在儒学的熏陶下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感到一切都是春光融融。当然，这只是文学的理想世界，现实生活却很残酷。
朱熹19岁考上进士，就有了从政的资格。他曾做过几任地方官：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县办公室秘书长；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军有三个县，相当于知州，这个职务周敦颐也做过。还做过漳州知府、潭州知府。潭州在湖南长沙。《宋史》朱熹传用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从政阅历：
“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仕”就是做官，“九考”就是九次考核。古代的地方行政官员三年一考核，那相当于他做了27年的地方官。其余时间都是做有职无权的闲职。“立朝才四十日”，是说他在朝廷任职约40天。
南宋时代的政局很复杂，那个时代的官员要想有一番作为非常困难。朱熹为官多年，为民办事，政绩当然有，但让他名留青史的还是他的讲原则、重气节，“六劾贪官唐仲友”就是一段佳话。
宋孝宗淳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朱熹52岁，担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之职。盐茶是两浙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常平盐茶公事算是一个肥差。他的这个职务本来是当朝宰相王淮推荐的，而唐仲友的亲家却王淮。这一年，朱熹到台州视察灾情。没想到，一连接到各种反映台州知府唐仲友违法乱纪的举报。面对正义和私情，朱熹虽然纠结，但最终选择了正义，决定对唐仲友的丑闻进行调查，并总结成8条违纪行为上报中央。一开始唐仲友仗着宰相王淮的撑腰，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被提拔为江西提刑，相当于江西省司法厅长。但是，朱熹一身正气，誓不罢休，前后六次向朝廷递交弹劾报告，惊动了宋孝宗。宰相王淮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皇帝奏请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之职，让他提前退休，安全着陆。朱熹当然很气愤，毅然辞职，回到了福建武夷山。
朱熹65岁的时候，还给宋宁宗皇帝当过老师，当时叫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让我们想起北宋的程颐给小皇帝当老师的情形。程颐担任那个崇政殿说书才1年多，而朱熹做这个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不过40多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理学家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本来，做帝师是人生莫大的荣光，但理学家想的是如何“格君心之非”。皇帝有错误，也要帮他纠正。朱熹奉诏入都，当时就有人提醒他，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你见了皇帝切忌以此为言。朱熹严肃地回答：
“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朱熹不顾皇帝的面子，用他那套“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标准，给皇帝上政治课。批评皇帝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想而知，宋宁宗哪里受得了一位道学家如此铁面无私的训导。他的这个帝师自然是做不成了。朱熹这种道学性格为他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过了两年，韩侂（tuo）胄做宰相，权倾朝野。朱熹看不下去，上疏直言，惹怒了韩宰相。这一次终于引发“庆元党禁”。要知道宋宁宗就是韩侂胄等人扶上台的，皇帝也要听他的。朱熹遭到清算，他的学问作为“伪学”被查禁，他的许多弟子遭到流放或坐牢。还有人趁机给朱熹挖出十条罪状，称他“不忠于国”、“不敬于君”，还说他“纳尼为妾”、“为害风教”，等等。后来有人根据后面这两条罪状，演绎朱熹把两位尼姑收为小妾的绯闻，还编造他与自己的儿媳妇通奸的情节，搞道德绑架。世界上喜欢听绯闻的大有人在，像朱熹“外传”、“别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只是后人的附会，谁也没法考证。
青年朱熹来到同安上任，就职之始，就在官署大堂上悬挂了一面“视民如伤”的牌匾。
“视民如伤”出自《左传》中陈怀公与逢滑的一段对话，陈怀公问：“国胜君亡，非祸而何？”意思是，国家被敌国战胜，国君逃亡，这不是灾祸又是什么？逢滑回答：“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意思是，我听说国家想兴旺，就要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这就是它的福德；国家想灭亡，就把百姓当作尘土草芥，这就是它的灾祸。
朱熹初入仕途就将“视民如伤”公开悬示于众，不仅是一种为政宣示和对自己的提醒，更是以此接受百姓们的监督。《宋元学案》记载，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体恤乡里百姓，上书减免赋税，重视乡村教育，筹款整修县学。他政绩突出，深受乡民拥戴，3年任期结束，“士思其教，民怀其德，不忍其去”。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官名）。他到任时逢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朱熹不仅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还积极向朝廷争取减免税赋。由于措施得力，百姓“多所全活”。这时，浙东地区也发生了灾荒，朱熹因为救荒有方，朝廷命朱熹前往浙东救灾。
朱熹还未到任就给各地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达时，各地商船运来的粮食已经聚集了很多。朱熹每天都深入乡间考察灾情，《宋史》记载朱熹“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也就是在乡村考察时一律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雷厉风行，也以此要求属吏，有的官吏受不了而“至自引去”。对于丁钱、役法等规定，如对百姓不利，朱熹都整理出来加以革除，同时制定规划，为百姓做长远打算。朱熹在浙东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声远播。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受诏赴经筵讲义，因此引起了权贵妒恨，皇帝以“朱子迂阔”为由，将在朝仅46天的“帝王之师”朱熹逐出御前经筵。第二年，皇帝又听信反儒道的朝臣谗言，将儒道视为伪学，下旨罢免朱熹祠职。
为师：将山水之美与教育紧密结合
朱熹仕途并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战派”，得罪了朝中主和的权臣，朱熹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朱熹服膺儒学，平生有志于游学、讲学，对官场并不热衷。朱熹从开始为官至去世前的50多年间，仕途经历时断时续，中间曾以各种理由辞官。
朱熹一生除了讲学著述，很大一部分时间就去游历山水。他在书院或精舍讲学近50年之久。期间只要一有闲暇，便去观光踏青，游山历水。其游历兴致之高，赏察之深，足履之勤，重游之频，可谓与生命相伴，成为其生命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可以为此“足以乐而忘死”。
但他也不是单纯纵情山水，而是将山水情怀与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宋代是我国书院教育体制的盛行时期，作为南宋时期发展理学的集大成者和鼎新书院的著名教育家，朱熹对中国的书院教育体制的发展和盛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先后兴复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创建了寒泉、武夷、竹林三所精舍。
朱熹在建造书院时非常重视地点的选择，不论白鹿洞书院，还是岳麓书院，朱熹将游历中发现的风景最优美的地方选作院址，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关于筹备（学校）重要问题之一，即为校址之选择；因为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关系。”而朱熹生活时代距今近千年，在当时已深知自然美的环境对受教育者的重要影响，并且努力为之，实为难能可贵。
朱熹自己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做过详细的记载，从中可见书院的创立，从环境地址的选择、建筑布局的搭配、院舍堂室的命名，到生活设施的安排、讲学气氛的营造，都充分体现了“与造化俱游”，与林泉共乐的山水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
治学：著有《四书章句集注》，
构筑起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经典。
少年时，朱熹秉先父遗命，拜“五夫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为师，研读《四书》。“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学，对《四书》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胡宪更是将长期收集的数十家《论语》解说，附以自己独特见解而成的《论语会义》传授给朱熹。此书为朱熹注释《论语》提供很大帮助。
在他们教导之下，朱熹坚持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研究中心，研读大量学术著作，为研究《四书》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
中华文化从远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熹集大成，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编撰《五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但回应不了当时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道学的挑战，导致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
中华文化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在尊崇维护《五经》的同时，需要重新选择意义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明确、能回应佛道挑战的新经典。选择新的文化经典的任务，从唐代韩愈提出，经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最终落在了朱熹身上。
朱熹认为，《五经》内容丰富但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他继承二程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的思路，并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形成文化新经典。
朱熹用40年时间“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融汇百家，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论语集注》引用学者1629条注解，《孟子集注》引用学者1324条注解。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大学解》《大学或问》《论孟精义》等与《四书》相关的著作，构筑起包括理气论、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内的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作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由此也确立了朱熹在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朱熹的著作。现见他早年与萧子升、黎锦熙的信及所著的《体育与研究》等所提及朱熹言行，可见他对朱熹理学已多有认识，如称“朱子主敬”，“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日：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75页）1949年6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批判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时还引用了朱熹的格言：“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朱熹这段话，见自他的《四书集注》的《中庸》第十三章。朱熹的行事鞠躬尽瘁，也是青年毛泽东称赞的，他是把朱熹列为与孔孟齐驱的“传教之人”；尤其做学问，还引用了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克勤小物》所指出的，“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但是，毛泽东认为朱熹是唯心主义，经常把他放在对立面。1957年1月，他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唯心主义，只讲辩证法，不讲形而上学，你就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也不能巩固。因此，不仅要出孙中山全集，蒋介石全集也要出。黑格尔、康德、孔子、孟子、老子、二程、朱王都要讲。“朱王”就是朱熹和明朝的王阳明。显然，他认为朱熹著作和学说是属于反面的东西。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里更明确指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168页]
毛泽东重视朱熹的理学。五六十年代，他对佛学有兴趣，由此也谈到了理学。毛泽东说：“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
朱熹是集宋理学大成者，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对后世颇有影响。1959年，毛泽东就说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因此，毛泽东从不轻视朱熹在历史上、尤其是学术思想领域的地位，有时还经常提到他，赞扬他。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合肥向当地图书馆借阅朱熹《楚辞集注》，还向张治中介绍：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又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当张治中提及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泽东就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翌年6月，他在庐山上和工作人员闲谈时又谈到了朱熹：朱熹曾在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晚年，有时也谈到朱熹。曾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据芦荻回忆，毛泽东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毒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处。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书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朱熹传》在《宋史·道学三》）。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还把十三世纪印刷的朱熹《楚辞集注》六卷翻印本，赠给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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