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旴江流域自古文化昌盛、名人辈出，抚州金溪陆九渊为其中杰出代表。陆九渊，字子静，曾于贵溪应天山建舍讲学，从学者甚众，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其书斋名“存”，故世人又称存斋先生。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生于金溪县延福乡青田里（今金溪县陆坊乡桥上村），光宗绍熙三年（1193）卒于湖北荆门。
陆九渊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心学”创始人，与朱熹齐名，世人合称为“朱陆”，曾与朱熹在铅山鹅湖寺就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问题进行激辩，史称“鹅湖之会”。他的学说到明代更成为显学，经陈献章传开，王守仁大力弘扬，成为可以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陆王心学。陆学更被称为“江西之学”，与闽学、湘湖学鼎足而三，影响播及近现代中国思想界。
陆氏出身官僚世族家庭。其家族地位显赫，然为避战乱南迁，在金溪合族并居的二百年间，渐至衰败，甚至陷入穷困不堪的境地。而后因其二兄经营药店，渐至丰足，其他兄弟得以读书至仕学有所成，其四兄九韶、五兄九龄更是南宋学问渊深的知名学者，与九渊并称“金溪三陆”，一齐列入《宋史·儒林传》。陆氏本人一生遵循“述而不作”，故著作极少。后人将其来往书信、杂著、讲义、语录、诗作等辑成《象山先生全集》，1980年中华书局据此出版《陆九渊集》。细观此集，陆氏一族以经营药店为主要经济来源，本人自幼体弱多病，除治心学外，对《素问》等传统医学典籍也颇多涉猎。书中数十处谈及医药，或以疗病作喻劝学，或以方剂阐明施政主张，或为乡医赠文，或为弟子嘱托，体现出浓郁的医学情怀。
陆九渊以“医国手”自许，但“医国”与“医人”“医病”不无关系，且“医国”原是从“医人”“医病”而来的。《陆九渊年谱》中记载其“吾有四物汤”之语，“四物汤”者乃是治疗“血疾”之良剂，盖为陆九渊所熟谙。象山且善于补肾养肾，故其肾精充足，甚至能够做到“终日不倦，夜亦不困”，“劳而早起，精神愈觉炯然”。其对各种疑难杂症持审慎的态度，对养生之道也是黜虚求实，脚踏实地，尤其反对服食求仙。陆九渊还认为对于“养心”危害最大者就是“心病”，其云：“莫教心病最难医。”因此强调对于“良心”的呵护、调养和及时的疗治等环节，防止出现“戕贼放失”等祸患，从而使之“畅茂条达”，呈现出一派繁茂景象，“心病”随即就会消踪匿迹。陆九渊还认为治理道德与治理血气二者不可分割，但其又强调讲道德之后才能够治血气。当然，所谓“医国手”与一般的“医人”“医病”者具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名良吏，陆九渊忠于自身的责任与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象山更强调“身或不寿，此心实寿”，指出“心”具有恒久性，亦即是说精神生命的不朽性。“心”之所以具有恒久性，因其与宇宙同体，其云：“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即说心既是人的主体意识，同时也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这样，就为其整个中医哲学思想奠定了“心学”的理论基础。
金溪陆氏的始迁祖陆德迁本为唐代宰相陆希声之孙，五代末年刚迁至金溪时，“解槖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可见家境富足。但自此以降，直到陆九渊兄弟出生之际，历时200余年，这个累世义居“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门二千指如一人”，还曾受到皇帝表彰的合居家族境遇却是每况愈下。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才阙如，子弟中无人入仕。
从陆德迁起至九渊之父陆贺一辈，虽说仍保留着诗书之家的风气，“博学”“究心典籍”，但却无人通过科举谋得一官半职，更不用说像祖上一样封侯拜相了；二是经济窘迫，入不敷出。“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卷二十八·陆修职墓表）;“合门且将千指，田仅充数月之饥，卒岁之计，每用凛凛”（卷二十六·代致政祭侄槱之文）。另据《西江陆氏家乘·陆九思传》载：“陆九思举进士，象山之始生也。乡人有求抱养为子者，二亲以子多，欲许之，九思力请以为不可。” 家事艰难已经到了几乎难以维系的地步。
到九渊一辈成长，家道开始中兴。首先是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据《西江陆氏家乘》中关于第宅、祠宇、墓所等财产方面的记载，在陆贺去世之前，陆氏家庭已然今非昔比，富甲一方了。陆贺晚年过着优游自得的日子。其次人才辈出，除二兄专营药业，四兄隐居不仕外，其他兄弟均获得功名官职。陆九思 25 岁举进士，授从政郞，总揽家务，注重礼义教化，著有《家问》一卷，深受朱熹赞誉并为之作跋。陆九皋长于教学，晚年得官修职郎，监潭州南岳庙。陆九龄中进士，调桂阳军教授，以亲老道远请辞继改任兴国军，后授太学学录，又授全州教授；去世后朝廷追赠朝奉郎，直秘阁，赐谥文达。
陆九渊乾道八年中进士后初任隆兴府靖安（今江西靖安）县主簿，又调建宁府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主簿，迁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等职；其后所提施政主张得到孝宗赞许，绍熙二年（1191），出知荆门军（辖今湖北荆门、当阳两县），政绩显著 。兄弟六人除陆九叙外，其余五人都被录入黄宗羲等人编著的《宋元学案》，在宋元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陆氏家族因治家有方人才辈出还曾受到宋孝宗亲口夸奖：“陆九渊满门孝悌者也。” 后来宋理宗又颁诏旌表陆氏义门，赞其“一门翕然，十世仁让。”
陆氏家业中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二兄陆九叙经营药业得法。陆九叙，字子仪，人称五九居士，长九渊16岁，为人公正，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处理纠纷。为了大家庭的生计，弃文经商，承担起经营家族药店的重任。陆九渊为其写的《宋故陆公墓志》中说：“（九叙）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日用，尽出于此。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公未尝屑屑于稽检司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来咸得其欢心，不任权谲之数，而人各献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间如一日也。”
由于陆九叙善于用人，精于管理，为人诚信，在他的精心打理下，药店收入日渐丰厚，以至可以承担起整个大家庭的百色用度，仅有少量口粮依赖土地。凭借这家药店的利润，一些良田的出产，陆贺“晚岁用是得与族党宾客优游觞咏，从容琴奕，裕然无穷匮之忧”。家庭经济的宽裕也使九渊等其他兄弟能够安心于读书、游学而无后顾之忧。可见，药店利润是陆氏大家庭的首要财源，也是其家从衰微走向发达的重要基础
陆九渊不仅早慧，三四岁即问天地何所穷际的深奥问题，更是自少年时即有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年谱》记载，九渊16岁时读三国六朝史见有夷狄乱华，又听长辈讲述靖康之耻后，毅然剪去读书人的长指甲，努力学习骑马射箭，极力主张为徽、钦二帝报仇，抗金复国。可惜他所生活的南宋王朝偏安一隅，面对强敌，大多君臣只望议和割地以求苟且偷生，爱国将领韩世忠、岳飞等纷纷遭贬遇害。九渊上马杀敌的愿望虽然落空，但他的爱国热情始终没有泯灭。
宋淳熙九年（1182），陆九渊的心学思想通过与朱熹的反复辩论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得到朝廷重视。经侍从官几度举荐，陆九渊任国子正，赴国子监讲学。通过四次在国子监的出色讲演，陆九渊在行都内外一时名声大振。“诸生叩请，孳孳启谕，如家居教授，感发良多。”淳熙十年（1183），陆九渊从国子正升迁为敕令所删定官，开始参与朝廷的决策活动，获得上殿轮对的机会。在这其间，他数次论及时政，结合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整治人心是解救南宋社会危机的主要大事。更以方药来比喻整治人心的具体作法。
陆九渊刚入敕局时，有人就曾探问，先生若受到重用，将以何方医治国病？他当即回答说：“吾有四物汤，亦谓之四君子汤。” 并进一步点出具体内容：“任贤，使能，赏功，罚罪。”因此，在孝宗皇帝朝见时，他围绕这四个方面，提出了几项紧要对策，使孝宗明了自身任大而守重，应以论道经邦，任使俊杰，赏罚分明为人主道德职分。陆氏有关治事之度的议论，切中时弊更触及孝宗内心，使其感慨万千，同时也得到了同僚的高度评价。但在轮对中，陆氏因思救心切而言辞过激，引起孝宗不安与权臣的不满，轮对五策并未受采纳，九渊最终还是被排挤出朝。宋淳熙十六年（1189），50岁的陆九渊被光宗诏知荆门军。在为政荆门的几年间，陆九渊践行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将荆门治理得面貌一新。
四物汤和四君子汤均为中医常用方剂。四物汤由熟地、当归、川芎、白芍组成，为妇科养血补虚圣药。方中当归补血养肝，和血调经为君；熟地滋阴补血为臣，白芍柔肝和营为佐，川芎活血行气为使。四味合用，主治营血亏虚，血行不畅。四君子汤由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四药组成，方中人参甘温益气、健脾养胃为君，白术健脾燥湿为臣，茯苓健脾渗湿为佐，炙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为使。四药配伍，共奏益气健脾之效。二方一补血一补气，后世补血补气诸方多由此二方化裁而来。气血作为物质和能量基础，为人身之根本，气血充足通畅则阴阳和调百病不生。
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人才和制度是根本，任贤使能是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关键，赏功罚罪则是保证制度畅行人心稳定的基础。陆氏用这两个医方来比拟治国方针，十分贴切巧妙，显示出对中医方剂药理的熟稔。
陆九渊对于生死无常，疾病杀人颇多感慨。如曰：“刘淳叟前月初冒暑归自临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14十日不见，刘淳叟因患痢疾已成故人，可叹人命在倏忽之间。其四兄陆九韶（1128—1205）之子“赋质纯雅，少赞家政，事上使下，真无间言，又博通经史，射御笔札皆绝出等夷，琴尤高，平时业比者，皆在下风。今年二十有六，春末无疾，一夕笑谈间，奄然长逝，极为痛心！”15在《与包显道》（一）中说：“前此朱绎之归时，正以暨侄物故，方治棺敛，不睱作书。此子盗汗之疾，日深一日，易医更药，或暂有小效，旋又复作，而前药辄不效。医家知脉者久以为难治。然在人情，不能无侥幸其复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弃世，此子又复夭逝，事不可晓有如此者。”16此乃其五兄陆九龄（1132—1180）之子。两个侄子之早夭令象山痛断肝肠。正所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如何祛病延年，养生保健，使得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尽量扩大，这也是陆九渊经常讨论的话题。其云：“人之病有易医者，有难医者。非必不可医，为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当汗，在里当下，可执常方而治之耳。”17这是在论疑难杂症。就是说如果遇到容易治疗的疾病，其有明显的治则可以遵循，即“在表当汗，在里当下，可执常方而治之耳”。但是，一旦遇到“怪病”，那就不是一般的医者能够诊治的，当寻求“明医”或“良医”，而绝不能托付于“庸医”或“妄医”。所以，陆九渊又说：“如人形貌未改，而脏器积伤，此和扁之所忧也。”18所谓“和扁”，即医和与扁鹊。医和是春秋时期秦国的良医，曾为晋平公治病，认为其疾不可治，提出六淫致病说，影响深远。扁鹊是春秋时期的明医，其最有名的事迹即曾游医虢国，巧治虢国太子“尸厥症”，使之起死回生。陆九渊所说的“人之形貌未改，而脏器积伤”，在古代绝对属于疑难杂症，因为其时并无先进的诊断设备，所以只有遇到像医和与扁鹊这样的“明医”或“良医”，方可起之于病榻之上。陆九渊深明此理，其云：“今夫药石之储，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伪蠹者有之。彼良医之游于其间，审病者之脉理，知药石之性味，择之精而用之适其宜。是以百发而百中。至非能医者，而以其病而游焉。概取而试之，苟其不中，得无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书之信，取之不当，以至于悖理违道者，得无类是乎？故曰：‘尽信书，不如无书。’”19良医对于“药石”要知其性味，择其精者即所谓道地药材，然后结合脉理，细察病情，了然于胸，方能为患者处方施药。至于某些所谓“医者”不明其病理，贸然用药，也不论对于疾病是有益或是有害，只是按照书本上所写去做，以至于“悖理违道”，造成不应有的后果，这也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真实含义。因此，陆九渊说：“千虚不搏一实，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20治疗疾病与做任何事情一样，都要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其显然是“实学”的服膺者。
因此，陆九渊的养生之道也是黜虚求实，脚踏实地，尤其反对服食求仙。其云：“求长生不死之药，悦妄人之言，从事于丹砂、青芝、锻炉、山屐之间，冀蓬莱瑶池可至，则亦终苦身亡家，伶仃而后已。”21服饵之法属于道教神仙方术，即所谓“外丹”，其以长生不死为最终追求，在深山筑炉炼丹，而以丹砂、青芝等矿物和植物为“上品仙药”，殊不知“蓬莱瑶池”之仙境未至，寻仙者却先已孤苦伶仃，抛家舍业了。象山认为不仅如此，“入佞人之说，以求长生不死之术，则恐瑶池蓬莱终不能至，而蕞尔之身将毙于锻炉山屐之间矣。”22就是说由于“仙丹”含有毒性，服食之后往往会致人于死地，因此所追求之仙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所谓“养生”实乃害生。在象山看来，调养血气，充完精神，就是养生。他说：“有一段血气，便有一段精神。”23又说：“人无贵贱皆向善，气质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谓脉不病，虽瘠不害。”24《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章仲至云：“先生讲论，终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为也。动是三鼓，学者连日应酬，劳而早起，精神愈觉炯然。问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25在这里涉及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的相关学说。《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王冰注曰：“少阴，肾脉。太阳，膀胱脉。肾与膀胱合，故治同。壬癸为水，北方干也。辛性津润也。然腠理开，津液达，则肺气下流，肾与肺通，故云通气也。”26所谓“壬癸”乃指“肾”。《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27《素问·六节脏象论》又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28王冰注曰：“地户封闭，蛰虫深藏，肾又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29显然，肾所藏之精既有先天之精，又有后天五脏六腑之精，可谓“精府”，故肾也被中医称为“命门”。精、气、神乃人之三宝，精满则气壮，气壮则神旺，三者关系密切，“精”乃生命的本源，“气”乃生命的动力，“神”乃生命的体现。陆九渊所谓“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是说自己善于补肾养肾，故肾精充足，犹如存储千斛之水可以源源不断得到供给。由于精满、气足、神旺，所以陆九渊能够做到“终日不倦，夜亦不困”，“劳而早起，精神愈觉炯然”。这一记载显然真实可信，因其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做到的。
在陆九渊看来，善良之本心，元是与生俱来的，此“良心”之所以不能自我保护，是因为“有以害之”者存在。如果仅知道存在着“有以害之”者，但又不知道如何去“害”，仍然于事无补。只有真正去除“有以害之”者，则“良心”就能够安然无恙的存在。那么，害吾良心者究竟为何也？象山一言以蔽之，“欲也”。也就是说，欲望太多良心则自存者必寡；反之，欲望愈少则良心自存者必多。因此，作为君子不必害怕“良心”不能自存，而是要致力于如何减少欲望。没有过多的欲望，心就能恬然自适了。所以说，要保护好自己的良心，就必须要消除“吾心之害”也就是“去欲”。老子所谓“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第3章），强调的是“不见”，认为欲望是从外界而来的。而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则是从自身找出原因，开启了自我修养的模式。陆九渊发挥了孟子的这一思想，并指出：“今有难说处，不近前来底又有病，近前来底又有病。世俗情欲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于道理中鹘突不分明人难理会。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过却不怕。”41意思是世俗中人的情欲之病并不难治疗，难的是那些对于道理疑惑不定之人，因为这种人不懂得什么是“吾心之良”什么是“吾心之害”，所以无法理解孟子的“养心”“寡欲”之说。象山叹曰：“吾人不幸生于后世，不得亲见圣人而师承之，故气血向衰而后至此。”42心为一身之主，心不得养，自然气血衰弱而精力疲惫。在陆九渊看来，道德之心与肉体之心是不能截然区分的，治理道德与治理血气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李存山教授指出：“是治了血气才能够讲道德呢？还是讲道德才能够治血气呢？如果说人在治血气之后才能够讲道德，那么道德就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说人本来就有道德观念，所以才能够治血气，那么道德就是先天存在的。这是以后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即道德起源问题。”43这里讲到血气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对于认识象山这一思想具有启发性。象山说：“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44血气既是人生命的基础和本质，同时又是各种生理欲望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生命存在的同时，人的精神也受到欲望的侵扰而出现种种“邪念”，所以必须有明师良友加以“诊治”，方能够“自省、自觉、自剥落”，复归于“纯然至善”的本心亦即良心。显然，他的意思是血气在先。但是，陆九渊又说：“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袭之。《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若是，则动亦是，静亦是，岂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则静亦不是，动亦不是，岂有动静之间哉？”45其反对“天理人欲之分论”应该就包含了将道德与血气视为一体的认识，就是说人之有生之初即天理人欲共存。不过，陆九渊还是更倾向于讲道德才能够治血气，也就是说他更重视后天的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如说：“人未知学，其精神心术之运与此背道驰。一旦闻正言而知非，则向来蹊径为之杜绝。若勇于惟新，固当精神筋力皆胜其旧。”46就是说如果没有经过正人君子的教化，那种恣情纵欲之人尚显示出血气强盛之势，一旦懂得自己所作所为实属歪门邪道后，顿时陷入失意与烦恼之中。不过经此变化，其定能够幡然悔悟，洗心革面，杜绝以往之所作所为，提升道德修养层次之后，心理面貌必然会焕然一新，其精力筋骨亦定能胜过以前。由此可以知道，与“养心”之术扞格不入的“欲”，并非一般的饮食男女而是恣情纵欲，即过度的、无节制的欲望，既影响人的道德节操同时也有损于人的身体健康。陆九渊虽然认为治理道德与治理血气二者不可分割，但其又强调讲道德之后才能够治血气。显然，陆九渊中医哲学的认识倾向主要还是认为血气治理在先而道德治理在后的。由此可见，与“血气”相关的道德问题在中医哲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为在其看来，养德是养生的前提和条件。
陆九渊由于精通医道，其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颇与医家“固本培元”“扶正袪邪”以至于“德全不危”之治病养生途径相似。固本培元是巩固生命的基础，培养人体的精、气、神；扶正袪邪即为扶助正气，祛除病邪。象山“先立乎其大者”，“保吾心之良”，“去吾心之害”，收心、治心、养心，就是另一形式的“固本培元”“扶正袪邪”，由此才能够达到身健神旺，德行纯粹之目的，进入“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67，“宇宙”与“吾心”通而为一之境界，最终实现其成圣成贤之愿望，而与医家所谓“德全不危”68之说具有非常相似之处，都是要达到某种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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